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黃寶生先生（1942—2023）是杰出的印度學家、梵文巴利文專家、翻譯家、教育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從事梵學研究60余年，曾獲印度總統(tǒng)獎（2012）、印度蓮花獎（2015）、第22屆師利旃陀羅塞迦羅因陀羅·娑羅私婆底南印教育學會國民杰出成就國際學者獎（2019）、中國翻譯協(xié)會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2023）等，在印度文學、詩學、佛學、哲學、比較文學、比較詩學等領域貢獻卓著。

　　19世紀以降，印度學席卷西方世界如一場文藝復興，翻譯成就功不可沒。印度文學奇巧的構思和直率的表達撞擊著西方學者昏昏欲睡的大腦，令他們贊嘆不已又禁不住掩面遮羞?！爱斖き偹咕羰浚⊿ir William Jones，1746—1796）將梵語浪漫戲劇《憑信物記起沙恭達羅》翻譯成英語《沙恭達羅，命中注定的指環(huán)：一部印度戲劇》（Sacontala, or the Fatal Ring: An Indian Drama, 1789），他的譯文與原文之間的一個主要區(qū)別是他不時地阻止溫柔的飽受相思煎熬的女主人公出汗?！稅劢?jīng)》（Kāma Sūtra）在當時還沒有被‘發(fā)現(xiàn)’和翻譯，所以他還不知道出汗作為可見的性趣和性興奮的征兆在印度傳統(tǒng)中被理解和欣賞?！傊?，他的古板行為和提前發(fā)作的維多利亞出版審查干脆利落地突顯了常見的譯者干預傾向：抹去大量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細節(jié)，就像對有怪味的東西消毒?！保⊿usan Bassnett & Harish Trivedi, “Introduction: Of Colonies, 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 in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這就像是黃寶生先生在梵學研究專著中深刻指出的印度佛經(jīng)初入漢地之時的遭遇。在曇無讖對馬鳴的《佛所行贊》的漢譯中，描寫宮中婦女以種種媚態(tài)取悅王子的部分被完全刪略；描寫王子出宮游園途中城中婦女爭相觀看王子的部分被完全刪略；園林中婦女們挑逗和引誘王子的大段描述被代之以五言十二句略述?！渡裢ㄓ螒颉返诙唤捣α_品中魔女們熱情洋溢引誘菩薩的10頌也被地婆訶羅的《方廣大莊嚴經(jīng)》略譯成毫無熱度的4頌。然而，無論《沙恭達羅》在西行途中或是佛經(jīng)在東傳途中遭遇了何種“消毒”或“審查”，異域文化的強烈碰撞帶來的是更熱烈的鼓樂齊鳴，或許也會有一些遲來的理解和共情，那位被稱為“東方瓊斯”的《沙恭達羅》譯者也忍不住在“消毒”之余由衷地稱贊梵文“具有絕妙的結(jié)構，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豐富，比二者都更加精致”（Harish Trivedi, “Literatures of the Indian Sub- Continent”）。

　　20世紀初，蘇曼殊、許地山等人撰文介紹印度兩詩和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等作品。這是在印度佛經(jīng)中駁斥外道所引用的只言片語之外，印度文學作品第一次正式進入中國。經(jīng)過幾代梵文學者的努力，梵文原典的漢譯本已初具規(guī)模?！段寰頃贰侗旧?jīng)》《故事?！肥怯《茸钪娜抗适录?。季羨林先生譯出《五卷書》（1959）全本。郭良鋆先生和黃寶生先生合譯出《佛本生故事選》（1985年初版，2022年增訂版）和《故事海選》（2001，全本即將出版）。季先生譯出了迦梨陀娑的劇本《沙恭達羅》（1956）、《優(yōu)哩婆濕》（1962）和印度史詩《羅摩衍那》（1980—1984）。黃先生譯出了跋娑的劇本《驚夢記》（1999）并主持翻譯了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2005）。金克木先生翻譯了迦梨陀娑的抒情長詩《云使》（1956）。黃先生譯出了迦梨陀娑的長篇敘事詩《羅怙世系》（2017）、抒情短詩集《六季雜詠》（2017）、檀丁富于傳奇色彩的長篇小說《十王子傳》（2017），以及隨后收入“梵語文學譯叢”的十余種著作。金先生是中國梵語詩學譯介的先驅(qū)。他在1965年為《古典文藝理論譯叢》選譯了《舞論》《詩鏡》《文鏡》，之后又增譯《韻光》《詩光》的重要章節(jié)，合成單行本《印度古代文藝理論文選》（1980）。黃先生匯集十部梵語詩學名著（6部全譯，4部選譯）出版《梵語詩學論著匯編》（2008），又于2019年出版了增訂本（8部全譯，2部選譯）。梵語詩學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發(fā)展，形成了世界上獨樹一幟的文學理論體系，對文學自身的特殊規(guī)律作了比較全面和細致的探討。將梵語詩學放在世界文學理論的大框架內(nèi)，與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進行比較研究，不僅會為文學理論的探討增加一個新的維度，還會讓我們在差異中更容易理解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藝學的基本問題。黃先生的《梵漢詩學比較》（2021）通過對比研究中印古代文論，闡明二者雖然表現(xiàn)形態(tài)各異，卻內(nèi)在相通，是比較詩學領域的扛鼎之作。該書旁征博引、融會貫通，探索印度和中國古代文論同的“詩心”，建構中國新時代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體系，從而將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引入一個更加生機盎然的境界。

　　在《摩訶婆羅多》精校本出版之前，兩位印度學者先后用散文體（1883—1896）和詩體（1895—1905）譯出《摩訶婆羅多》通行本的兩種英語全譯本。然而，西方學者翻譯《摩訶婆羅多》之路屢遭坎坷。法國梵文學者福歇（H. Fauche）在翻譯出版《摩訶婆羅多》（通行本）全詩十八篇的前八篇（巴黎，1863—1870）后不幸辭世。美國梵文學者布依特南（Van Buitenen）翻譯出版了精校本前五篇（芝加哥，1973，1975，1978）后不幸辭世。西方學界遂流傳起“《摩訶婆羅多》魔咒”（the Curse of Mahābhārata）的說法。卷帙浩繁的《摩訶婆羅多》令西方學者望而卻步，至今也未能出版精校本的英譯全本，他們甚至不敢相信中國的梵文學者能夠完成這個使命。因為他們深知“對于一個梵文學者來說，必須有了充分的學養(yǎng)積累之后，才能著手翻譯《摩訶婆羅多》這樣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史詩。也就是說，一個梵文學者決定翻譯《摩訶婆羅多》，就意味著要為它奉獻自己一生中的學術成熟期”。從1996年《摩訶婆羅多》翻譯工程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到2005年正式出版，雖然先后共6人參與，但是黃先生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翻譯工作和全書譯文的校訂和統(tǒng)稿工作。黃先生全神貫注、夜以繼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擱筆入睡后，夢中還在進行翻譯”，將生活中的一切置之度外，如同進入“學問禪” （黃寶生《〈摩訶婆羅多〉譯后記》）。于是，中國讀者幸運地擁有了《摩訶婆羅多》精校本的漢譯全本。每一位印度或西方學者當?shù)弥S先生將整部《摩訶婆羅多》譯成中文，都肅然起敬。這不僅遙遙領先于世界梵學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奇跡——黃先生以他深厚的學養(yǎng)和執(zhí)著的勇氣，打破了《摩訶婆羅多》的魔咒！印度擁有兩詩和數(shù)不盡的神話傳說。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史詩和神話資源也非常豐富。中國各民族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有些可以在印度找到源頭。印度兩詩及神話、故事的翻譯研究，勢必為它們與少數(shù)民族史詩、神話、民間故事以及佛經(jīng)故事的對比研究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

　　佛經(jīng)翻譯歷史悠久。印度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千余年的譯經(jīng)活動留下數(shù)千部漢譯佛經(jīng)。佛經(jīng)翻譯帶來了中國思想史的劇烈震蕩，佛教也一躍成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梵漢佛經(jīng)對勘叢書”是黃先生在梵語佛經(jīng)的翻譯與研究工作中的巨大貢獻?！度肜阗そ?jīng)》傳入中國后，不僅成為唯識宗的重要經(jīng)典，而且催生了禪宗。中國禪宗中的漸修和頓悟說與《入楞伽經(jīng)》中的漸次和頓時說有直接關聯(lián)?！度肜阗そ?jīng)》前后四譯，現(xiàn)存三種，即求那跋陀羅、菩提留支、實叉難陀的譯本，均有缺瑕?！度肫刑嵝姓摗吩谟《确浅Ａ餍校屨撚邪儆喾N之多，傳入地區(qū)后備受推崇，譯成藏文的釋論就有八種。在漢地未能產(chǎn)生影響，主要是因為天息災譯本“譯文拙劣，錯訛甚多”（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嚴重影響了這部佛經(jīng)在漢地的流傳。黃先生的對勘研究和今譯從根本上彌補了古譯的缺憾?！毒S摩詰所說經(jīng)》稱眾生土便是佛土，佛法不離世間眾生，是一部非常重要也是相當成熟的大乘佛經(jīng)，前后七譯，現(xiàn)存三種，即支謙、鳩摩羅什、玄奘的譯本。黃先生在對勘過程中詳細探討了鳩摩羅什和玄奘翻譯風格的異同，指出鳩摩羅什具有文字簡化傾向，玄奘更傾向于逐字逐句譯出，必要時還略有增飾?！渡裢ㄓ螒颉肥且徊糠鹜觽饔??！斗鹚匈潯肥欠鸾淘娙笋R鳴撰寫的大詩體作品。黃先生對比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jīng)》（《神通游戲》）中梵漢詩體轉(zhuǎn)換情況，結(jié)合《佛所行贊》梵本輸洛迦體詩律特點，探討了地婆訶羅與曇無讖的漢譯風格。《阿彌陀經(jīng)》《無量壽經(jīng)》《觀無量壽佛經(jīng)》和《無量壽優(yōu)波提舍愿生偈》（也稱《往生論》）是中國佛教凈土宗的根本經(jīng)典，合稱“三經(jīng)一論”。十方世界有無數(shù)凈土。在中國佛教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西方阿彌陀佛凈土。現(xiàn)存講述阿彌陀佛凈土的佛經(jīng)梵本有大小兩種。鳩摩羅什譯《阿彌陀經(jīng)》和玄奘譯《稱贊凈土佛攝受經(jīng)》為小本?？瞪z譯《無量壽經(jīng)》等為大本。黃先生對比什譯和奘譯風格，指出什譯文字簡約流麗，奘譯傾向求全?？瞪z的大本譯文使用淺近文言，文體風格趨于簡約，文字總體水平優(yōu)于梵本原文。

　　通過梵語原典讀解佛經(jīng)不僅是中國古代譯經(jīng)活動的延伸，也是現(xiàn)代佛學研究的必然走向。黃先生利用梵語佛經(jīng)抄本或?？北?，對照漢譯佛經(jīng)，厘清經(jīng)典文本源流，提供現(xiàn)代漢語譯本，有助于把握印度佛教的原始形態(tài)；有助于研究漢譯佛典，闡明佛教義理；有助于讀解梵語佛經(jīng)，校勘寫本文獻；有助于研究佛教漢語和語言哲學；有助于研究佛經(jīng)翻譯史和翻譯理論；更有助于深入理解異域文化，發(fā)揮中國學者的自身優(yōu)勢，在比較文化領域有所作為。黃先生帶著文學研究者獨到的視角和半個世紀印度文學文化研究的深刻體驗進入佛典，更傾向于把佛教文獻作為文學作品欣賞和細讀，從而將這些佛教文獻的宗教意味稀釋為歷史文化背景下的隱喻；語言上的優(yōu)勢也為他讀解佛典提供了一個更為客觀的視角。這是黃先生研究佛典比教內(nèi)人士更具優(yōu)勢之處。

　　《奧義書》在印度古代思想史上地位舉足輕重，是六派哲學的源頭，也是印度上古思想轉(zhuǎn)型的關鍵著作。印度的文學作品，離不開印度哲學思想。印度和中國具有不同的文化格局。印度原始宗教中頌神詩與巫術詩相融，宗教神話發(fā)達，奧義書時期探討終極真實、世界本源，體現(xiàn)思辨理性，開印度哲學先河；中國上古時代亦是巫史并稱，之后由儒家體現(xiàn)實用理性，道家、玄學和名辯學體現(xiàn)思辨理性，道教和佛教分擔宗教信仰。（黃寶生《宗教和理性》）17世紀，《奧義書》被譯成波斯文。19世紀初，法國學者迪佩隆（A. Duperron）依據(jù)這個波斯文譯本，將《奧義書》翻譯成拉丁文，題名為Oupnekhat，其中包含50種《奧義書》。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讀到這個譯本，頗為受益?！秺W義書》的西文譯本影響了西方現(xiàn)代哲學。黃先生提供的《奧義書》漢譯本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印度宗教哲學的發(fā)展歷程，也為中國學術界注入了新的靈感。

　　瑜伽（yoga）修行可上溯至公元前二三千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時期，最早形態(tài)見于《奧義書》（公元前7、8世紀至公元初）和《摩訶婆羅多》（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4世紀）。缽顛阇利（Pata?觡jali）的《瑜伽經(jīng)》（Yogasūtra）是對瑜伽修行進行理論總結(jié)的最早著作，成書年代約為公元2—5世紀間。瑜伽哲學與數(shù)論哲學緊密結(jié)合。數(shù)論屬于印度正統(tǒng)的六派哲學之一，認為世界有原人和原質(zhì)兩種永恒存在。原人不變。原質(zhì)具有善（又譯“喜”，sattva）、憂（rajas）、暗（tamas）三種性質(zhì)，分別具有明亮性、活動性和停滯性。這三種性質(zhì)處在運動中，原質(zhì)失去平衡，發(fā)生變化，產(chǎn)生二十四種物質(zhì)和精神因素，統(tǒng)稱為二十四諦。原人獨立于原質(zhì)之外，稱為第二十五諦。（黃寶生《〈瑜伽經(jīng)〉導言》）瑜伽哲學或數(shù)論哲學雖屬印度六派哲學，然而瑜伽作為一種古老的身心的方法，為印度各派宗教哲學包括佛教所普遍接受。通過對比研究《瑜伽經(jīng)》和佛經(jīng)中的瑜伽修行，可以知道佛教教義與數(shù)論哲學中的瑜伽修行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戒、定、慧和有智、無智入定。相異之處也很明顯愛游戲中國官方網(wǎng)站，如佛教講“法我兩空”，而數(shù)論有原人和原質(zhì)兩種永恒存在。

　　當查爾斯·威爾金斯（Charles Wilkins）翻譯的《薄伽梵歌》（Bhagavadgīt?。┑牡谝粋€英譯本在1785年出版，時任總督的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評論說：“這類作品會比英國在印度的統(tǒng)治長壽得多?！保↗.L. Brockington, “Warren Hastings and Orientalism”）《薄伽梵歌》是迄今為止被翻譯次數(shù)最多的印度作品（甚至超過了《愛經(jīng)》），已有300多種譯本。梵文原典在印度本土遭遇著不可避免的沒落，以至于一些印度青年是通過英譯第一次接觸到自己的文化遺產(chǎn)。對于曾被英國殖民、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的印度人來說，他們至少還有英語這個途徑接觸他們自己的偉大文明。而對于中國讀者來說，能夠暢讀英譯本的人已不多見，遑論梵文原典，如果沒有漢譯，也就相當于阻斷了他們接觸這部印度經(jīng)典的唯一通路。翻譯是譯者與作者一場靈魂的碰撞。譯筆與文筆，相得益彰。作者遇到優(yōu)秀的譯者，是他的幸運。那些原本不可能觸碰到這種智慧的人，更是有了這種幸運。

　　印度古代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占據(jù)重要一席。國內(nèi)研究印度哲學的學者往往借助英譯。黃先生通過梵文原典提供譯文和必要注釋，對于深入理解印度哲學原著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與此同時，印度宗教哲學與中國本土宗教哲學的對比研究，亦必將有助于中國現(xiàn)代哲學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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